在全面理解《周易》后再各取所需
 
李文炳、王胜军

　　据史书记载，文王被囚**里“演易”，“演”即摹仿、反复验证的意思，也就是说他在优患之中“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系辞下），他从前代《连山》、《归藏》以及当时民间其他《易》书基础上编辑编辑成书的，如果从编辑史上看，文王也是中国最早的一位编辑家。现在就我们学《易经》的体会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周易》成书的过程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论古今中外凡是正常的人，都有七情六欲。文王（姬昌）也是普通人，他也如此；他是古公檀父、王季的子孙中“德才兼备”的继承人当了“西伯”、把歧山之下的小国治理的安居乐业，从《诗经．周颂》中就能了解文王施政的功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维大之命、于穆不己，于乎（呜呼）不显，文王之德纯”（《诗经》）中有几处歌颂他功绩。他又是殷朝帝乙的女婿，也是殷帝辛（纣王）的姐夫（或妹夫）。纣王听信崇侯虎（崇园）的谗言，把文王及其长子伯邑考囚在**里（今河南汤阴县），其间长于被纣王杀死，他是人，能不悲不痛吗？七年后文王被释放，年己八十多岁（75——82岁）。在此历史条件下，和“忧郁攻其中”处境和环境中，他只能用卜筮框架的《易》把夏，商的历史教训，和自己的思想，在整理，收集，编排而写进“演易”里，现在我们能明确看出，伏羲八卦（先天八卦）及其六十四卦是以阴阳为基础排列的。而文王八卦（后天八卦）则是以地天人的关系排列的（其中也表现“流行”与“对待”关系（对立与反正关系），他死后，武王（姬发）灭了殷朝，建立了周朝（西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姬旦）当了宰相，武王死后立年幼的姬颂为成王，周公既是宰相又是成王的叔父而摄政。周公的其他兄弟管叔、蔡叔又联合殷朝的王子王孙及遗臣，反叛周公，在这种形势下，周公引退后，他也是在忧患之中修订了文王演的《易》，而成《周易》。（今人称《周易古经》卦、爻辟两部分）。
　　经过五百年后，到春秋时代，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一孔子（公元前551一前479年），他天姿聪明，又勤奋好学，看了很多书，请教很多人，学《易》作《易传》，请教过老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是继承文武周公的仁道，在给三千弟子讲“六艺”（诗、书，易、礼、乐、射），讲课是自己说是“述两不作，信而好古，且比与老彭。”（《论语》）他的意思：只讲课，不著书，又爱谈古书，比如老于与彭祖那样。我们决不能说；他讲课，没讲义讲稿，而信口开河。孔子为了实行他的政治主张，儒家思想一仁道（王道）周游列国，而列国之君都认为“王道迁阔而莫为”（《吊古战场文》）到处碰壁，更有甚者，在陈蔡之地几乎被饿死，在匡地当地人误认为孔子是贪官阳虎（他俩长像相似〕好险没被杀，他们帅生们走了一大圈，失望后他说“已矣夫，道之不厅吾知矣！” （《论语》）老了回到自己家乡鲁国，不但“述”而里也“作”了。“寓褒贬，别善恶”他著了鲁史《春秋》，给《周易》作了《传》“十翼”成为《易传》。自此人们把文王演的《易》、周公修订的《易》、加上孔子传的《易》合而为一，才成为今天我门称的《周易》（《易经》）。在这儿我们还应向秦朝宰相李斯“致谢”，在“焚书坑儒”前。他向专横行霸道又不学无术的秦始皇上折奏时说“周易为卜筮之书，可不焚”，这皇上批个“可”字而保留下来的。《周易》就其占的角度司“以卜筮，就其内容义理与象数结合，也即象、数、理、占相结合。“《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系辞上》）我认为主要的还是“仁者见之谓之仁”的“施仁”之书。因此，汉武帝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周易》列为“经书”的首部；清乾隆责成以纪晓岚（纪昀）为首的学者编纂的《四库全书》中，“经、史、子、集”，《经》中的第一部也是《周易》，成为“群经之首”。教诲人们从自己做起，“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论语》），也就是教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经典的书（《大学》）。
　　二、全面学习理解《周易》
　　首先这是一部奇妙又难读的书，郭沫若先生称它是“神秘的殿堂”，冯友兰说此书是“宇宙代数公式”，我认为首先就应认真地、扎扎实实地从头到尾，一字字、一句句、一章章地通读；能基本从历史条件与成书过程，作者思想全面理解此书。
　　其次，要把书中的一些术语，涵义，比如“九”、“六”，“吉、凶、吝、悔”等弄通弄懂，再大的方面把“经”与‘叫专”、“卦”与“爻”关系弄明白，当然有的卦，与爻辞有联系也有的没联系；加上一些生僻歧义费解的字句，从古至今解释、注释《周易》的书不下儿千种，而专题论文，不可胜收，我们不应被这些而“困于石；”，无所是从，应在全面理解的基础上，有自己的见解。
　　再次，阅读《周易》要有分有合；把“经”“传”结合加以思考，也要分开研究其特点。对“传”本身也应进行合与分研究，我想孔子作“传”决不是自己的“杜撰”而是在继承先人与当时的“易”书乃至民间一些资料基础上编写的，更重要的是他把周文王。武王，周公的“仁道”写进了文言与系辞中，把卜筮方法，“大衍之数”象数，矛盾的纵横对立，天地人的关系，也写入“传”中，不然今天我们读《周易》恐怕更摸不到门，也难入室，就但从《周易》派生、引申出一些算命，批八字、相面，看风水之类的书。：在《四库全书》中被收入干部5O种术数第七类），也可从《周易》找到依据（当然还有民族的民间卜筮书；或口传的卜筮）。
　　《周易》既然又有“象”、“数”、“理”、“占”相结合的特点，学会《周易》当然就会用“大街之数”装卦，用“序卦”“杂卦”定性，用“说卦”“杂卦”看家；用卦爻辞，“象”推理、判断，“吉、凶、吝，悔”或“有咎，无咎”……至于灵不灵，那是另外一回事。学会《周易》后再阅读“数术”书，从象数角度就很容易明白数术与《周易》的关系，就能算卦，如学会了而个会算卦，那就未完全理解《周易》的义理和象数。当然，我们不能也决不会把社会一些所谓的《卜筮正宗》《梅花易数》《六壬示斯》《崎门遁甲》《麻衣神相》《渊海子平》《三命通会》《阳宅大全》当成《周易》。那样就会亵渎这“群经之首”的《周易》；也会给一些搞迷信的江湖术士做骗钱的幌子。
　　最后，我“反其本”’要说的，仍以“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悦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如，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周易系辞上》）孔于认为能全面理解《周易》的人太少。最近在《周易研究》19.97年3期,看了中国周易学会主席，山东大学教授刘大钧在第三届大陆、台湾两岸《易》学研讨会（1997年7月19日）的“开幕词。”中一段话。讲的即全面又辩证，他说：“西汉后半叶，象数易学异军突起，一举成为两汉易学的主流，目此象数学学派诞生。”我理解实际也是如此，象数易学中含卜筮，也即从《周易》的象数中发展了卜筮。他又讲：“入魏，作为对两汉象数学一种反动，王迅的义理学派出现，义理学派诞生、”即“对岭又相互吸收，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正是“同归而殊途”走到一起来了。由片面走向全面的发展道路。而且在不断地对杜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方面理论阐述与客观实践有了新贡献。
　　三、怎样各取所需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周易系辞上》）汉董仲舒在他的《春秋繁露》一书，很多处写从《周易》看“天地人之间关系”，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中写：“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讲无生天地，天地又生了人及万物。当代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讲的“易经是宇宙代数公式。”可以把宇宙一切事物“代入”这个“公式”。加以解释与论述。在清代以前由于中国历史条件，生产力不发展，《周易》的专著与论文应相应的受到一定局限。然而当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在互相交流、相互影响，各发展国家中都有研究《周易》的人，多的甚至一、二十万，据我们掌握的资料看，非洲马里共和国也有学习与研究《周易》的学者，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人数时多时少，专著与论文也有增有减，加上一些其它的“干扰”从形式表面上看，忽高忽低，即所谓的“热”与“冷”。我们认为作为研究古籍《周易》，“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不应受“冷、热”的影响。刘大钧教授在第三届海峡两岸《易》研会的“闭幕词”所说的“大易文化”主题下总结的六个问题，也不外乎是全面地认识与理解《周易》，研究《周易》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做出贡献。
　　撰写此文的目的就在此，也就从“启、承、转、合”到扣题。从“编辑学”“编辑史”看，周文王不但是政治家，儒学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编辑家。这个认识是在全面理解《周易》后成为我的“各取所需。”以上是我们的粗浅看法，只供《易》友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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