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价值的定位
 
张一鸣

　　《周易》自产生以来，延续五千年，人们不断地对它进行研究、探索。各家仁智互见，不尽相同，所以，对《周易》的价值判断也存有较大差异。正确地肯定《周易》的价值才能正确地对待《周易》，制定正确的研究方法以及运用原则，开发其现代的合理价值，服务于当今的实践活动。要解决这个问题，对先要搞清楚《周易》中到底有哪些有价值，值得借鉴、开发利用的东西。如果这个问题搞不清楚，或不能落到实处，贝我们的许多工作都将是徒劳无益的。
　　要给一部几千年前的争议颇多的古典著作一个准确的价值定位，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但也不是完全不可克服的，关键是要找到一个正确的研究思路或方法。在探索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传统的训诂考据显得苍白无力，这个判断己被前人的研究证明。现代的比附穿凿显得荒诞迷离。一个问题是不是很复杂，与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法有关。一个看起来很复杂的问题，如果换一个角度去思考，或许立刻就变得柳暗花明，局面开朗了。给《周易》价值定位的问题也是这样，当我们的目光紧盯在具体的事件的局部时，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复杂的历史现象的迷宫，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为此，我们不妨从大处着眼，换一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即从各种争议的表面现象入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番．
　　假设一，看来很表面的现象，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问题的本质；
　　假设二：复杂的《周易》现象，都无一例外地包含了古今人士对《周易》的评价；
　　假设三，《周易》从产生到现在历经五千年，朝野人等之所以对它有不尽的兴趣，表明《周易》中一定存在着一种具有相对永恒的，有价值的东西。不管这些认识与评价有多不同，都可以理解为是人们从不同角度或不同层面研究《周易》所得出的结论。
　　在这三个假设的基础上，我们试着从人们对《周易》的各种评价入手，来透视《周易中可能存在的价值特征。人们对《周易》的诸种评价中较为一致的约有以下若干种：
　　l、卜筮书。
　　2、群经之首，设教之书。
　　3、原道之书，大道之源，文化之祖。
　　4、研究变化的书。
　　5、朴素的古代的哲学书。
　　6、神奇的书，神秘的书，看不懂的天书。
　　如果我们能够合乎情理地解释出，为什么《周易》会有如此多的评价特征，并且将各种评价用一条共同的线索贯穿起来，即找到它们之间的共性，那么，我们的结论就有可能接近《周易》的本质，进而，我们还可能得出超越以往认识水平的，对《周易》价值的准确定位。——当然，至此，这一切仍然只是假设。
　　一、 卜筮书
　　这个评价可以说认识到了《周易》的根本属性。《周易》本经确为卜筮而设，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周易》是卜筮书的事实。时至春秋，出现了以《系辞》为上的《易传》等文字主要意在说明《周易》的体用，好比现代某产品的使用说明书，说明了《周易》的体例、创作原理、功用和具体运用中的注意事项等。汉以后的研究者们更愿意将《易传》认作哲学的总结，——如果没有《周易》本经在前，《易传》的许多说法的确象哲学，———这又明《易传》这个说明书的境界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关于卜筮书的“说明书”何以能和哲学搭上界？难道是牵强附会吗？至少这是一个令现代人不可思议的事实——现代人认为卜筮是迷信活动，从迷信活动中产生的哲学究竞有多少合理的成份？所以现代人大多对此持怀疑态度，因而也就缺乏起码的研究兴趣。
　　卜筮，是通过一定手段实现预测未来的活动，是认识手段的一种。对未来的事情进行预测估计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对未来的估计预测，那么，人类的生活将永远沉浸于无边的黑暗之中。不管现代人对卜筮活动进行多么苛刻的批判，也仅仅是对于预测手段——卜筮的否定，而非对预测活动的否定。
　　因为预测未来对于人的生活非常重要，中国的古人对预测手段的探索研究也就不遗余力，并且“硕果”累累，在世界范围内可称奇迹。据本人的见闻，中国古代预测古代预测技术中，
　　有法可依，有理可循的预测手段不下十余种。表面上看来，这些形形色色的预测术已与《周易》无关，被人指为《周易》之旁流、远脉，或干脆斥为“早认官亲”，必欲清除之以捍卫《周易》的“清白”。岂不知，正是这些所谓的旁流通脉，使得《周易》誉满天下，妇孺皆知；也正是这些所谓的旁流通脉，使得《周易》逃过历史的“劫灰”，而又免于湮没于迂腐的故纸堆；也正是这些所谓的旁流通脉，使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周易》的大道不离日用常行。各种预测技术都从不同的侧面或不同的层次反映了《周易》的基本原理，是《周易》原理的具体生动的实际运用，熟悉预测技术的应用，对于理解《周易》的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将这些与《周易》渊缘深厚的预测术归于《周易》文化的范畴，丝毫不玷辱《周易》之清名。
　　现在讨论卜筮与哲学的关系。从某种角度考虑，卜筮能用一套系统，解释人们所能遇到的各种问题，这本身就颇具有哲学的意味。具体言之，卜筮并不象许多人误解的那样，纯粹靠胡说八道蒙人，而是有着严格的操作程序，其中有相当多的指标是非常客观的，不许随意歪曲的。卜筮具有相当的准确性，而这种准确率绝不是凭主观猜测所能达到的。一一也就是说，卜筮系统必须具有极其广泛的适用性才能满足复杂的预测需要；进而可以推断，卜筮系统实际上抓住了足够众多的事物之间的共性：共性反映了本质的联系。如果这种推断能够成立，则《易传》（关于《周易》的使用“说明书”）被认为是《周易》哲学思想的概括和总结，也不纯是误会。我们不妨如此对待：站在《周易》本经的角度，本经为卜筮而设，《易传》是使用说明书；站在《易传》的角度，《周易》本经是《易传》哲学思想的载体，卜筮是《周易》哲学思想的具体应用。既然如此，学习卜筮离不开《易传》的指导，而学习《易传》的哲学思想却可以抛开卜筮吗？
　　二、群经之首，设教之书
　　《庄子．外篇．天运十四》记载：“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大概是关于经的概念的最早记载经的官方概念大约始于汉代，史载汉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令诸儒于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宣帝亲自临决。《五经》中包括《周易》。又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命议郎蔡邕用古文、篆、隶三体文字书写，刻石立于太学门外。至此，《经》的官方标准文本方才确立。
　　《周易》是《五经》之一，后被奉为“群经之首”。我们理解，“首”乃首要、首领之义，好比现代教育中所说的“五育并重，德育为首”。作为“首”的意义，绝不同于一般。《周易》为什么能为“首”？主要不是由于它的卜筮功能，而更在于其哲学思想，即《传》了。《周易》作为《五经》之首的地位一直延续到清末，二千余年，并非因为中国古人因循守旧，或者不挑剔，而是由于《周易》的道理具有较为永恒的、可以利用的价值。并且，《周易》的道理直指本质，圆通周备，坦言大道，无所偏执。想当年，明太祖朱元璋挑剔《盂子》，搞出个《孟子节文》，宋明理学常有“杀人”之怨，……而不曾听说什么人废了《周易》，包括“焚书坑儒”那一场文化浩劫。
　　在古代，《五经》之设本来就是教化百姓的。在这一点上，《周易》也不例外。但在通过什么方式教化百姓的问题上，《周易》异于其它“四经”。《周易》教化百姓，是通过卜筮的手段，联系具体的生活实际，教育人们认识天道，并自觉地顺应天道，求得各种实践的最大成功。（关于这一点，《系辞》中有明确的说法。）自汉以来至清代的统治者们，以“四书五经”为教化百姓的工具。他们设教的目的，更侧重于教化百姓成为服从统治的顺民，服务于一家一姓的政治统治。在这个目的或者说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统治者常常按照自己的意愿阉割经典，曲解圣人之义。这样一来，他们所谓的设教也就常常背离大道，而成为愚弄百姓的圈套。所以，这种偏狭的设教最终也没能阻止朝代更替、江山易主。一个朝代灭亡了，新兴的王朝可以继续借用前朝的经典实现教化百姓的目的。也就是说，经典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经典也只是，或者必须具备一个宽泛的，可以任人自由发挥的框架。在诸多古代经典中，《周易》似乎最具备这个特征，以至于在古代经典式微多年的现代社会，独有《周易》等少数几部著作，仍一如既往地吸引着众多的人们。
　　《周易》为群经之首，是有深刻的道理的，值得深思。
　　三、原道之书，大道上源，文化之祖
　　对《周易》给予这样高的评价，并不是现代的事情，而是古来有之。《系辞》中已经努力地试图将《周易》的内涵放在“道”的水平上来考察研究。我们还应注意到，这样评价《周易》的人们，他们思考问题的层次远远超出了“设教”之类的说法。换言之，这种评价是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审视《周易》的价值而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超越了狭隘的个体、群体利益。能这样评价《周易》的人，只能是一群冷静睿智的学者。
　　什么是道？按《道德经》的说法，“道可道，非常道”，“道之为物，惟恍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道，的确是不易言说的，也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言说的。为了表述的方便，必须“强为之名”，称之为道。道是一种依附于有形事物，而又不拘于有形事物的、具有决定性质的形而上的东西。用通俗的文字来表述“道”的含义，可以说，道是制约大地万物存在、发展、变化状态的，恒久稳定的，不可轻易改变的规定性。如果我们透过《周易》身上层层笼罩的“迷雾”，就可以发现，《周易》的确可以称为探索大道的著作。我们理解，凡是能称为“道”的东西，应具备如下特征：1、不可改变的规定性。2、恒久性。广泛的适用性。在这三个特征中，“不可改变的规定性”与“恒久性”己被《周易》研究的历史所证明。至于“广泛的适用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中说：
　　“易之为书，推天道明人事者也……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数，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
　　这段话曾被许多现代《周易》研究者援引，用以批判“好异者”的牵强附会。其实，这些话真实地说明了一种现实存在，即《周易》可以和许多的、表面看来儿乎不相干的领域发生密切的联系（以中医为甚）。如果进行稍微深入一些的研究就会发现，《周易》与许多领域的联系并不是机械的、牵强的，而是圆通的、有机的。不仅如此，《周易》还被奉为许多领域的指导思想，不但从哲学的高度，而且从实践的方法的基础层面，有力地指导人们的各种实践。——《周易》思想“广泛的适用性”是无法辩驳的。
　　为什么《周易》又被誉为“大道之源，文化之祖”呢？所谓“源”与“祖”，应该具各以一下特征：l、时间之先。甲骨文是最早的成体系的中国字，但《周易》的卦象符号的出远早于甲骨文，那么，将《周易》视为有据可考的“源”与“祖”有何不可？而在探索大道的层次上看来，甲骨文是无法与《周易》相提并论的。2、境界之高。在中国文化的范围里，若不能体会“境界”一词的深切含义，就无法体会中国文化的精深内涵。近二十年国内外掀起一股关注中国古文化的热潮，出版了相当一批著作和探讨文化的文章，可惜境界不高。在历史教科书上，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开始讲中国的哲学思想。那时的思想流派五花八门，争奇斗异，其实不过是诸于从各自的角度来阐发自己对大道的见解，虽不乏真知，却多失于偏狭和肤浅。《周易》的境界远高于诸子百家。3、源之对于流的规定性。“源与“祖”对以后的发展具有极强的规定性。源头的清纯，固然无法保证河流不被污染。但是，毕竟曾有过清纯的源头，时常唤起后人对清纯的向往，鼓励人们不断地努力，清除污染，回归清纯。中国文化是具有高度觉悟的文化，正是觉悟的存在，使人们不断地反思自己的行为，努力地从错误的极端回归中正的大道。4、连绵不断，久长之义。中国文化历经风雨，连绵数千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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